一、问题、方法与研究定位 保姆已成为女性流动农民中一个重要的职业群体。与其他流动群体不同，这一群体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生活在城市居民的私生活领域，与固定的几个人进行着长期、多次的交往和搏弈；而在雇主一方，他们在家中则卸下在公共领域的面具，显露出其真实的方面。因此，他们的关系，会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这是我进行本研究的重要动因。 我进行这方面研究的第二个动因是有关研究的缺乏。有关保姆与雇主关系的话题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热点，而针对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却几近阙如。国外关于家政工人（Domestic Worker）的研究对雇主与工人的关系虽多有涉猎（Nicole Constable，１９９７；Pierrette Hondagneu__sotela and Hrnestine Avila,2000），但几乎全是建基于国外的经验材料。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保姆与雇主的关系，便具有了开拓性、探索性的意义。 第三个动因，则是出自对国外研究的反思。之所以会对保姆与雇主的关系问题感兴趣，或许是因为保姆职业在人们意识中的敏感――它似乎与传统的“佣人”、“下人”身份及主仆关系不无联系；又与１９４９年以后直至今天，中国社会事实上一直对阶级问题的高度敏感和关注紧密相连。因为毕竟，想象中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农村姑娘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离开家乡，来“伺候”城里人，甚至连同城里人养的狗也一并伺候的图景，有时会刺痛人们的神经，引发复杂的联想。 检索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国外对家政工人 ――如“菲佣”和“跨国母亲”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仍然关注不平等和压迫”（Nicole Constable，１９９７：7―9；Pierrette Hondagneu__sotela and Hrnestine Avila,2000：154）。严海蓉是不多的做过中国大陆保姆研究的一位美国学者，对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她也认为其中游荡着“阶级的幽灵”(严海蓉，2001)。韩嘉玲将嫁到台湾的“大陆新娘”放在婚姻和劳动力两个市场中加以关照，认为不少大陆新娘嫁为台湾人妇，生儿育女之外，不过是承担了家庭保姆的职责，其视角既有性别的，也不乏阶级和等级的（韩嘉玲，2003）。但是，这些发现与笔者长期关注保姆问题的经验、感觉有的相契合，有的并不一致；而阶级的框架和视角也并不能解释其中许多更为复杂的现象。因为，中国的保姆毕竟不等于“菲佣”，大陆社会也不同于台湾。所以，从本土的情况出发，在占有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学一个极好的研究课题。 本项研究使用的方法为社会学、人类学个案深度访谈及观察基础上的质性研究，辅之以小型问卷、座谈会和文献阅读等其他方法。小型问卷所获资料虽不具统计推论意义，却是探索性研究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集中的访谈时间为２００２年3月至２００３年８月。进入方法为熟人介绍或通过接受其服务（如请做小时工）自己进入，然后用非正规的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共在北京地区访谈保姆１９人1，雇主２０人。由于对同一组保姆和雇主（指既访谈保姆又访谈其受雇的雇主）进行调查的难度非常大，主要是双方都难免有心理障碍，故笔者的样本中对保姆和雇主同时进行了访谈的双向对应者只有10对。此外，还发放开放式问卷３０份，回收２７份2；召开保姆座谈会一次，出席者９人。本文使用的材料除另有注明者外，均来自笔者田野调查所获取的一手资料，包括近年来对保姆问题多方面关注的思考和积累。 需要说明的是，用访谈记录为主要材料所做的此项研究，其结论不具推论意义，却可能相当深入――如笔者访谈次数最多的一个个案为１８次（包括电话访谈），时间跨度近1年，便于从中观察一些“事件”的过程，获取更鲜活、生动的资料。 二、作为背景的一般性描述 本文所指的保姆包括传统意义上住在雇主家里从事家务服务的保姆和不住在雇主家里而是定时上门服务的小时工。笔者的访谈对象绝大多数为前者。Pierrette Hondagneu__sotela 和 Hrnestine Avila将美国的有酬家庭服务工作分为三种，即住家保姆或管家工作；住在外面的保姆或管家工作；以及每周一次的房屋清扫工作。这与北京的情况似乎不谋而合，只不过北京的保姆行业发展还没有那麽成熟，分工也没有那麽细，譬如同时兼有管家职能的保姆和在雇主的管理下从事一般保姆工作者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但在雇主实际给付的工资中二者大多有区别）；住在外面的保姆（白天到雇主家里工作）数量还较少；小时工灵活多样，而绝不仅仅限于“每周一次”相对规范的“房屋清扫”。 对保姆规范的称呼应该是“家庭服务员”，访谈中也多次听到受访者对保姆称呼的反感，笔者也深以为是。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还是沿用保姆的指称，并借用“住家保姆”、“住在外面的保姆”的概念，以区别于小时工。 本文中雇主的概念大多会包容整个雇主家庭，而不仅仅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家庭成员，因为与保姆发生联系的不同的家庭成员可能会对保姆有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要深入探讨保姆与雇主的关系，有必要先对北京保姆市场和保姆职业群体的一般情况做出分析和判断。据笔者的调查，上述情况可用以下3点予以概括。 1. 价廉质低的保姆服务 保姆群体整体上无疑是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截至2003年8月，一般家政公司对保姆月工资的定价是“干过的不低于400，没干过的不低于350”。新手大多有1至3个月的试用期，从第2个月或第3个月会长50元。3即目前北京住家保姆一般的月工资是400至450元。考虑到四、五百元是吃、住乃至简单日用品之外的净收入，这份工资似乎也并不是太低；但若同时考虑到保姆相对繁重的劳务付出，以及“24小时全方位身处异文化之中”，由巨大的文化落差所造成的高度紧张和不适应，保姆显而易见属于廉价劳动力。 “24小时全方位身处异文化之中”是我的同事孟宪范对保姆在雇主家处境的概括。这实际上是比繁重、繁琐的劳务付出更令人难以承受的，也是保姆从业者需要支付的最大的一笔心理成本。 一位来自甘肃漳县的20岁受访者说，她所在雇主家的“老头糊涂了，老太太不识字。我的主要工作是照顾老头，打扫卫生，做饭。只要有时间，老太太还让我给她织毛衣。最难的事是老头拉稀了，我给他收拾一切，收拾完后，我连饭都吃不下了。”而伺候这样一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同时还要兼做诸多家务的工资是“每月350元”。休息时间则是“每月两个半天”。另一位来自安徽和县的18岁受访者说，虽然她所在雇主家的老太太“高兴时会给长工资”，且已由最初的300元，“一个月后长到350，半年后长到400，三个月后又长到了450”，但“每天要擦7间屋子――除了纸、床单，能擦的都得擦；洗衣服，一天到晚总在洗；做饭，假日一人吃一种，经常一顿做好几种――甭管好吃不好吃”。以至她感到工作中最高兴的事是“少一个人吃饭”。 至于心理感受，不少受访者更是用“象笼子里的小鸟儿”，“太乏味，太孤独，太封闭”，“都快变成不会说话的哑巴了”等话语来表述。繁重的体力支出，乏味的工作内容，没有边界的超长的工作时间，加上巨大的心理压力，获取的只是四、五百元的血汗工资。保姆的“价廉”，可见一斑。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保姆职业进入的低门槛：从未做过家政服务，亦毫无城市生活经验者，只要会做一般的家务，甚至连家务活儿也不怎麽会做，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在北京找到一份保姆工作，然后由雇主进行培训。家政公司一般并没有什麽培训，而更多地是充当中介――无论是求职者还是求雇者，交50元钱，负责给介绍3次工作。实际上就是给双方提供一个见面的场所，彼此看中意了就签合同。作为担保，家政公司会扣押雇工的身份证和雇主预付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待合同期满或中断时再进行交割、结算。4 20年前，保姆职业低门槛的一个极端例子是：一位同事请了河北山区一个14岁的小姑娘来帮助照看1岁多的孩子。由于第一次出远门的新奇、紧张和劳累，小姑娘到达雇主家的当天夜里居然尿了床。 对小保姆进行培训的过程，就是同事的妻子先给小保姆当“保姆”的过程――从教她洗手、洗头开始，甚至亲自动手帮她洗澡，因为在此之前，她从来就没有洗过澡。那时，小保姆的月工资是15至20元。 现在大多数雇主家庭的生活条件尤其是住房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工资也翻了20倍。但保姆职业的低门槛状况却没有大的改变，因为当年经过了培训，已成熟手的安徽小保姆已大多转行；替代她们的是四川小保姆，继而是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内蒙古。。。。。。直至今天的甘肃保姆。一位22岁，跟奶奶住在一起的大学生受访者说，“我奶奶去家政公司找了个保姆，甘肃的，30多岁，好像也没什麽文化。奶奶让我教她怎麽使电器，教了3天了还没学会煤气开关，她说那是‘机器火'，害怕，不敢动。我总担心家里哪天会（因为电器使用不当而发生）爆炸。” 另一位57岁，罹患晚期肺癌的受访者老陈说，“这3个月里一直和保姆生气。换了好几个。用的长的是个17岁的小姑娘，家政公司介绍的，甘肃人。吃了3个月的熬白菜，什麽也不会干，也不学，不用心。后来弄得我都有点烦了。我是个邋遢人，没有什麽要求，但是她什麽也不干，不让她扫地她连地也不扫。昨天闹肚子主要是早晨煮的牛奶晚上喝了，小保姆卫生也不大注意。拉了半夜，根本就走不了路，用学行车蹭着走。我身体这样，成天吃熬白菜，更养不起来了。她鸡鸭鱼肉都不会做，我想吃丸子，问她会不会做，说不会；问会做什麽，说‘会做肉片片'。我有时不得不准备罐头。” 据笔者观察，北京“好歹说的过去”的住家保姆应该是求略大于供，“质低”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而小时工则略属供大于求，“质低”的特点也没有那麽明显。对雇主来说，用小时工安全、无需住宿且能保有隐私；而对保姆来说，小时工收入高、自由且有下班时间；加上双方都认可的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以至小时工发展迅速，“过得去”的住家保姆则愈益难求。 小时工2002年的工资一般是每小时4至5元，2003年最低工资标准出台后为5至6元。“前几年在外国人家里做是每小时15元”，一位江苏籍、有在外国人家庭工作经历的小时工说。5小时工的工作特点是活儿集中，且边界相对清晰。一般可分为脏、累、重的，如打扫清理厨房和卫生间；责任大的，如接送孩子；有一定技能要求的，如做饭等。 小时工挣得会多些，如按每天8小时，每月25天算，应有千元以上的收入，但需精打细算地刨去租房和吃饭的开销。事实上如果有活儿做，她们是宁肯每天做12甚至14个小时的，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做不满”。“保姆稳定不自由，小时工挣得多些，但不稳定。”“非典”期间北京的居民住宅小区一度实行封闭式管理，楼群间不能自由出入，致使大批小时工失业半失业。 小时工挣血汗钱的特点更加突出，一位四川籍小时工伸出骨节粗大变形的手说，“我不用剪指甲，成天洗洗擦擦的，又是泡，又是磨，指甲根本就不长”。一位身高不足1米5的安徽籍小时工说，“我不愿意休息，也不敢休息，因为只要有一天不去干，第二天绝对就爬不起来了。” 绝大多数小时工都有过做住家保姆的经历，也有一些住家保姆在不耽误雇主活计的情况下兼做小时工，前提是雇主同意。有的雇主为了留住用得理想、顺手的保姆，还会主动为她们寻找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防止其跳槽。 2. 频繁流动的保姆职业群体 保姆流动既指离开保姆业，改做其他；也指保姆在不同雇主之间的转换。由于保姆业是家务劳动的延伸，女性有着天然的优势；又由于雇主能提供吃住的方便且相对安全，故极易成为初入城市农村打工女性第一份工作的首选――但往往也只是其落脚点和过渡，一旦有机会，多数年轻的女孩子会选择离开。某种程度上，保姆业是进城农村女性这支“应急劳动大军”的“收容所”、中转站和蓄水池。 保姆在不同雇主之间的转换则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进入雇主家庭之前的选择和试用期间的磨合阶段。这一阶段保姆急于进入，又被雇主横挑竖拣，相对被动；试工期间也常因雇主不满意而被辞退。但待立住脚后，保姆再想跳槽时，则往往是雇主相对被动。而总起来看， 更多的时候似乎还是保姆炒雇主。譬如，2000年由“打工妹之家”组织的一项针对北京地区外来女性务工（经商）者的问卷调查中，23位自填“家庭服务员”者在回答“被解雇和自己主动辞换工作的次数”这一问题时，只有3人说自己有过被雇主解雇的经历；而有自己主动辞换工作经历的则高达10人（其余的人未回答），其中辞换3次以上者即有4人。而仅有的3位有被雇主辞退经历的调查对象，同时也都有自己主动辞换工作的经历。这组数据虽然也不具有统计推论意义，但仍可为笔者的感觉提供佐证。6 “炒雇主”的原因很多，但不外“工资低”、“条件差”、“活儿太累”、“与雇主的关系不好”及发生了冲突等等。正如28岁，已做了12年保姆的四川籍受访者小淑7所说，“好多人跳，跳来跳去”，“自己有能力可以走，不满意也可以走。自己跳，一拨一拨的，你走了她再来，然后她再走。”“一比较，就有了感觉，可以挑。一般是刚开始挺高兴，后来有了矛盾或者不满意，就再找。” “跳”成为一种常态，既是相对于雇主来说，处于弱势地位的保姆们的一种“日常抵抗”，即把频繁的跳槽当作“弱者的武器”来使用（,1985）；更是实实在在的选择，因为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有时候颇似“找对象”，遇到了可心中意者，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工，都会觉得是一种缘分，是幸运。 但保姆跳槽的成本相对低，而雇主选择的成本高。这是因为不同的雇主要根据自己的要求对保姆进行培训，费时费力；需要照顾的老人、孩子或病人又有适应磨合的心理成本。而保姆换个人家相对容易，虽然其中也不乏盲目、茫然和风险；但只要走过了3个人家，以往的培训和经历就转化为资本，她们也就学会了比较、选择和讨价还价。所以，一般保姆是越跳越精，越跳要价越高；而雇主往往是越换要求越低，直至退而求次，甚或凑合了事。这恐怕也是保姆炒雇主的频率高于雇主炒保姆的频率的主要原因。 除了象家政公司这样的“正规渠道”外，更多地为保姆跳槽提供心理支持和实际支持的，是保姆群体的亚文化，以及保姆和与保姆相关群体之间非正式的支持网络。保姆群体亚文化最外在的表现之一，就是保姆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议论和比较雇主的优劣短长，其中既包括雇主家的条件，亦少不了对其道德的评价。而这些都极易诱发保姆理性或非理性的跳槽冲动，并使她们最终学会“抵抗”和选择。 为保姆的跳槽提供信息和其他支持的非正式网络除亲友和老乡外，也包括她们在城市工作期间新建立的社会关系，其中与雇主的联系也是重要的资源。如请曾经的雇主帮忙找工作，或是雇主请原来用过且关系不错的保姆为自己及亲友再推荐保姆、甚至帮着从别的雇主家里挖人。 调查中发现，在频繁流动的保姆大军中，也沉淀下一批做得很好且相对稳定，堪称保姆精英的“职业保姆”，她们大都干了10年、8年以上，都给雇主“撑着一摊儿事儿”，当着半个或一整个家，亦即身兼“管家”角色者。其实际收入高于普通保姆，有的还有工资以外其他的一些“福利待遇”。如一位32岁，多年来一直从事保姆工作的江苏籍受访者说，雇主给她的工资是400元，主要给老两口做饭；顺带负责接送老人的外孙女上学，老人在国外的女儿再付她50美金；有时再去打打钟点工。雇主还允许她在北京打工的丈夫节假日和周末也住在家里。8 3.雇主对保姆的刚性需求 绝大多数保姆从业者都说自己并不情愿做保姆，而是“迫不得已，只能做这个”，“暂时先干着，有了机会再说”。包括认为保姆职业并非没有优势和自述“在工作中有乐趣” 者，以及表示跟雇主关系“处得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的受访者。究其原因，一致的说法是保姆“没身份、没地位、没发展”。具体到对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的负面评价，三、四十岁的会说是“在人家家里，端别人的饭碗，寄人篱下”。20来岁的年轻女孩子则用“太‘圈'”，“闷”，“不自由”，“没耐心的人呆不下去”来表述。 此外，工作和生活空间高度重合导致的工作边界不清晰，“受控制的时间安排”（2001：161）导致的休息没有保证，以及“没有机会认识男朋友”、“没有时间谈恋爱”等，也都是不愿意做保姆的理由。即使那些“保姆精英”，也大多说不愿意做保姆，因为“保姆越老越不值钱”，保姆“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障”。 反倒是一些文化程度更低或年龄更大的受访者，对做保姆表现出相对平和的心态。如37岁，自述“没上过一天学”的安徽籍受访者玉芬说，“没觉得做保姆低人一头，伺候人。在这儿不管多少，也能挣点儿，比在老家强。很知足。累是累点儿，也比在老家种地强，总有收入。就是想家，觉得离得太远了。” 不愿意做保姆的女性农民工可以改做其他。而雇主则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对保姆的需求大多带有刚性的特点。 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功能社会替代的不足，城市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以及大批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不论是1949年以前还是改革开放以前，都只是极少数人才能“享有”的保姆服务迅速普及，进入了千家万户。保姆业成为城市的一项产业，北京市仅以保姆中介为主的家政服务公司就有近千家9。至于春节前“京城保姆‘断顿儿'”10、“非常时期保姆告急”11等报道，更是年年都会念的老经。 根据笔者的调查，在北京请一个住家保姆需支付以下成本：工资、奖金加食宿费及部分日常生活费用600――1000元；提供单独或至少能与成年异性区隔的居住空间；一般需有一位“主事儿”的家庭成员负责对保姆的管理工作,即承担区别于“一线保姆工作”的“二线保姆工作”；还需计入陌生人进入的人际紧张和安全风险等心理成本。所以，住家保姆的雇主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中等收入以上者；二是收入一般，但由家庭成员共同出资，为家中的老人、病人等雇请保姆者。低收入家庭请不起保姆，但大多有待岗或提前退休的家庭成员，自行化解了“保姆”的需求矛盾。至于下岗或领低保金的家庭，就更不是请保姆的问题，而是考虑自己是不是也要去做保姆了。 保姆工作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家务劳动为主，多由小时工承担；一类以照料人为主，多由住家保姆承担。如果说一般家务劳动的需求还略有弹性的话，照料人的工作即住家保姆的需求则是刚性的、不可替代的。 一位52岁的女性雇主说，她单独居住的父母都是普通职工，退休金（母亲为退养）加起来有1500元。“没有能力也从没想过雇保姆”，但母亲75岁以后，逐渐丧失了自理能力，父亲则因严重的哮喘病，“连一壶水都拎不起来了”。想到请人时，母亲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一个陌生人来家里，因为“她有心理障碍，‘不会使人'”。于是先找了父亲那边的一个远房亲戚小兰。母亲习惯了把所有进入家庭的自家之外的人“都当客人来待”，所以经常是小兰还在呼呼大睡，老太太已经颤颤巍巍地为她买好了早点，然后再抱怨“谁伺候谁”。“3条鱼她一个人就吃两条半，我们俩一共才吃（得下）半条；到月还得啪、啪地给人家点钱（给付工资）！”老太太心理不平衡。怕不给小兰喝牛奶“不合适”，母亲忍痛断了老两口的牛奶，“父亲又不干了，俩人天天吵”。后来换成了母亲的“娘家人儿”、近亲小英。小英“勤快、能干，嘴儿也甜”，但只能每年冬季来；此外发现小英手脚不大干净，“药、海米，连筷子都偷着往老家拿。侧面问了问，还把她得罪了，冬天也不来了”。儿女们轮流跑了大半年，“全都盯不住了”，父亲不得不拍板儿，找了一个苏北的保姆小刘儿。“谁知道就在小刘儿进家的当天晚上，母亲高烧40度，送到医院抢救，一晚上就花了1600块钱”。事后，母亲说她“一见小刘儿，头嗡地一下就大了，病就是打这儿起的。”母亲病好后，终于接受了已成既成事实的“‘生人'保姆”，而一旦接受了，就再也离不开，以至每到小刘儿要休息的那一天，“老两口恨不能都犯高血压”。“其实，我们5个兄弟姐妹中已经有两个退了休。但谁都有一个家，家家都有一堆事儿，常回来看看没问题，天天盯着还真不行。还有，我大嫂说了，‘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我们也到了快要人伺候的岁数了'，所以，只能大家凑钱给老人请保姆。” 这是迫不得已，老年人被动雇请保姆的典型案例。年轻人则觉得请保姆顺理成章，而需求同样是刚性的。一位由保姆小云照看4岁女儿的女性雇主说，“作为离异后的单身母亲，职业女性，有了保姆我才真正有了身心解放的感觉。小云使家成了一个家。在这个家里，我更像爸爸，出去工作；小云像妈妈，照顾孩子，也照顾我，使全家享受到女性的呵护和家庭的温馨。这个家里可以少了我，但绝对不能少了小云。” 以上还都是在一般情况下的需求。遭遇特殊情况，如因患病、突发意外等陷入困境，急需要人照料之时，家庭成员之外，城市人惟一能够求助的渠道，也只有请保姆这一条路。而找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亲戚“帮忙”，都不过是变相地雇请保姆。特殊情况下的保姆需求，其刚性特点尤其突出。 譬如上述57岁身患肺癌，“吃了3个月熬白菜”的老陈，即不幸陷入了人生的困境：夫妻俩一年内先后罹患癌症，同时住院；独生子在外企工作，几乎不能请假，若因辞职断了收入，更难以支持高额的花费；老母亲顾不上照顾，在他们住院期间故去；老陈一个妹妹在国外，另一个身为医生、工作繁忙的妹妹负责为其跑医院、联系治疗等事宜，妻子的治疗事宜则由妻妹负责。此之外，老陈再没有其他的亲人。夫妻俩的日常生活及病中护理只能全部依赖保姆，其最后的生命质量也因此与保姆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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